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不斷完善，信用信息的應用也更加廣泛。但部分機構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過度采集個人信息，并用于非法營利的現象時有發生，有的不法分子甚至盯上個人征信信息，實施詐騙。

　　據中國裁判文書網公開資料顯示，2018年1月至10月期間，某科技公司曾通過開發二手產品租賃平臺“優返租”APP、“微粒信”平臺等，自動儲存注冊用戶的包括個人姓名、身份證號碼、手機號碼和芝麻信用分等個人征信信息，并通過銷售200余萬條公民信息獲利800余萬元。

　　《工人日報》記者在手機應用商店輸入“征信”，顯示有十幾款可提供專業查詢征信報告的APP。有些聲稱直連央行，最快兩小時拿到征信報告。

　　記者發現，這些APP要求獲取用戶手機多項隱私權限，包括位置、電話號碼、訪問攝像頭，甚至包括讀取短信和通信記錄等。有留言評論表示，“查詢的信用報告并沒有多大用處，就是騙個人信息的”。

　　此外，隨著移動互聯網、互聯網金融以及區塊鏈等技術的快速發展，征信新的業態不斷涌現，征信邊界不清，信息主體權益保護措施不到位等問題不斷出現。

　　值得關注的是，此次《辦法》明確了何為信用信息，并圍繞信用信息采集、整理、保存、加工、提供和使用等環節，提出了信息采集遵循“最少、必要”的原則、信息采集禁止行為、明確告知信息主體并取得同意、用于合法目的等要求，依法保護信息主體合法權益。

　　北京工商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國際法系主任顏蘇表示，明確信用信息范圍，有助于防止個人信息被過度采集。

　　2月5日，工信部通報2021年第二批侵害用戶權益行為的APP名單，26款語音、輸入法、瀏覽器、智能穿戴類應用進入名單，違規行為涉及違規調用麥克風、通信錄、相冊等權限等。其中，18款APP存在“違規收集個人信息”問題，占比近7成。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認為，征信涉及的關鍵問題就是隱私和個人信息安全的保護。

　　“民法典的出臺對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提出新規，此次《辦法》也是參考民法典、網絡安全法等現行法律法規有關個人信息保護的內容，以及與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的銜接，加強了對個人信息的保護力度。”朱巍說。

　　部分機構打個人征信業務“擦邊球”

　　除了濫采濫用，征信數據還面臨未經授權被私自查詢的風險隱患。

　　中國人民銀行紹興市中心支行官網顯示，2020年1月17日，有兩家銀行曾因未經同意查詢企業的信貸信息而被處罰。此外，類似被私查征信的情況也出現在個體自然人身上。據融360維度發布的《中國大眾征信意識情況調查》報告顯示，超三成受訪者遭遇過“被查詢”個人征信。

　　記者在電商平臺、網頁搜索發現，市面上提供各種征信服務的機構五花八門，難辨真假，涉及業務種類繁多。有的商家稱可提供征信恢復、修改等服務，甚至有中介聲稱認識銀行內部人士，可通過專業的技術手段進行征信修復。

　　《辦法》對此明確，信息主體可以向征信機構查詢自身的信用信息，個人信息主體有權向征信機構要求提供完整的信用報告，征信機構不得以刪除不良信息或不采集不良信息為由，向信息主體收取費用。而以“信用信息服務、信用服務、信用評分、信用評級、信用修復”等名義對外提供征信功能服務也將納入管理范圍。這意味著，當前市場上部分機構的“擦邊球”行為將得到更有效的監管。

　　有業內人士表示，征信業屬于金融業范疇，需要明確持牌經營準則，同時作為數據密集型行業，更需要加強對數據、對信息安全的保護。未經批準擅自從事個人征信，不利于金融消費者的權益保護與個人信息保護。

　　對個人信用評價還需細化規定

　　“未來，信用可能比錢還重要。”朱巍表示，在信用社會，個人征信和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作用也越來越重要，而沒有規則的征信只能對信用社會產生損害。

　　朱巍認為，此次《辦法》一方面保障了被征信人知情、查詢、更改、刪除等權利，是民法典關于個人信息保護的延伸；另一方面劃清了征信機構開展征信業務的底線，特別是提到了社會監督，是以建設信用社會利益最大化為核心，促進征信行業健康發展。

　　顏蘇則指出，如何在信息利用和個人隱私之間找到一個恰當的平衡點，也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此外，顏蘇還提出，對個人進行信用評價應用的場景、程度、目的等都還應做更加細化的明確和規定。當前一些地方實施的失信懲戒機制受到爭議，諸如將手機欠費信息接入個人征信系統、有地方擬用征信約束跳槽等。

　　“應綜合考慮便利性和對個人權利的影響，以及是否有法律依據，最終目的是讓個人生活更便利，社會管理成本降低，形成國家、社會、個人共贏的局面。”顏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