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對詩的鑒賞，我是沒有資格給任何人寫序的，因此凡有朋友約，生疏些的會婉拒，熟悉的則會斷然拒絕。但是康書樂要出詩集，我雖然不愿意，但是不能不寫——并不是我比他水平高，而是因為鄉情，我們兩個人的老家相距只有6公里。

對康書樂，我是要尊稱“康老師”的，現在見面也仍然如此，雖然也因為不能茍同他的說法而“懟”過他幾次，但這不影響我對他的尊敬。因此在這里我用“他”指代，純粹是為了敘述方便，而不是我狂妄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剛上初中，那時正是文學的黃金時代。青春躁動的年紀，我們村的一個早熟的少年不知何故突然就迷上了詩，冬天夜長閑來無事，就邀集幾個像我這樣的同齡人一起夜讀。那時村子里供電不正常，一停電他就用細麻稈從煤火眼里引火去點燃煤油燈。

就著昏暗的燈光，那個少年會以很大的聲音讀不知道他從哪里搞到的報紙和油印小報上的詩作。我們這些旁聽者默不作聲，就靜靜地看著他——我們也實在不知道說什么，因為不懂那些詩，但是又分明覺得寫得好，偶爾他也讓我們讀其中的某一首，但這樣的時候并不多。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他突然用比往常夸張的動作拿出了一大張報紙，報頭上印著 “詩歌報”三個大字，版面有當時學校里常見的 《人民日報》那么大。展開后他朗讀了一首詩，但他的聲音明顯異于往常，不僅細小很多，而且略有些顫抖。讀完后他把報紙平伸過來，用手指點著上面的一個名字說：“這首詩是我寫的！”我們湊近去看，果然上面印著他的名字。我不知道別人怎么想，但至今我還記得當時我的感受——瞬間覺得熱血上涌，一個詩人就在我身邊！這太不可思議了，仿佛那首詩是我寫的一樣，但旋即就生出了嫉妒。隨后，他又說了一句：“這首詩是康老師教我修改的，他替我投的稿。”我曾經懷疑過這句話的真實性，現在想來真假也不重要，現在康老師自己恐怕也未必記得有沒有這回事了。多年后，那個少年早已從有關詩的夢境中離開，去當了一名鄉村醫生，但當時我卻記住了他說的那位康老師。以至于以后每逢讀詩或者見到詩人，我都會想到在我們鄰村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詩人，他教會了我的伙伴寫詩——后來我才得知，康老師的大名叫康書樂。

在我重拾文學夢參加文學活動之前，我一直沒見過康書樂。后來見到，才知道在鄉村少年的夢境中曾經留下過印記的康老師有腿疾在身，這更加出乎我的意料。以后的情況保定文學圈子就都很清楚了，他除了不斷在報刊上發表詩作，還非常熱情地組織和參與文學活動，除了見到他拖著一個小板凳挪動身軀的情形，還常能看到石振明、王建富等這些老家的文友們把他從車里抱到樓上的會場上，活動結束再抱回車里。他身材瘦小、體重很輕，但這種場景每次都讓我眼睛發酸，雖然我一次也沒有說過。

在康書樂的倡議并組織下，現在十分活躍的唐河文學藝術創作協會成立，而且取得了不錯的成就。

回到康書樂的這部詩集中來，他將其命名為《陽光下的夢蕾》是十分貼切的，對于他而言，詩歌既是他的生活、他的生存方式，也是他的精神支柱和夢境。在生活中，由于身體原因，他需要比別人付出更多，更比別人艱辛很多，但他從未停止過自己追夢的腳步。詩歌顯然是他通達理想之境的密道，也是他羸弱的生命綻放出的花蕾，他也正是通過這些詩作走出地理故鄉，走進廣闊的世界，又走進生命的故鄉中。

翻看收入詩集中的這些作品，將它們放在我們共同的故鄉、放在康書樂的人生經歷中去理解，我就獲得了非比尋常的感覺。已經有很多朋友評價過他的寫作，大家給出了見仁見智、見情見義的審美判斷，可見大家對他的詩歌水準是有共識的。在這里我談兩點我最突出的感受，首先是他對詩歌常識的堅守，這其中包括對生活經驗的重視、對意象的經營、對意義生發邏輯的遵守，以及對語言的錘煉和對節奏的控制等等，這為他的詩作奠定了非常牢固的美學基礎。所以在詩歌的審美范疇之內，他的詩作是禁得住拆解和分析的，這顯示出他的功力。別小看這一點，當下的詩歌面對一些流俗，能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其次是在主題表達上，他的詩作多從日常具體的生活現象出發，然后運用象征、隱喻等手法，表達對生活和生命進行深度思考后的情感體驗，具有較強的思想性和哲理性，凸顯出精神的高度和思想的深度。

因為康書樂的詩作在常識的脈絡上進行審美表達，所依靠的經驗又都來自于司空見慣的日常生活，因而詩意通達順暢，極易形成共情效應。至少在我的感受中，這些詩讓我體會到了關于人生的況味和生命的倔強，不僅重塑了我少年時關于“康老師”的形象記憶，也讓我借機回到地理上的故鄉和精神的原鄉——相信有這種感受的人，也不只是我。

（桫欏：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網絡文學委員會委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詩選刊》雜志社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