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這群“沙子”，在沙海播育希望的“種子”》的報道。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徐歐露

“我們就是普通的老師，全國99％都像我們這樣，只是我們在一個比較偏遠的地方，就這一點特殊。沒英雄一樣的功勛，你們寫啥來了？”

聽說要采訪，辛忠起“心疼”上了記者，“我們沒什么故事。人家都說且末，鳥不拉屎的地方”。

站在大巴扎——新疆且末縣城最繁華的路口，不論往哪個方向出發，不消10分鐘，磚瓦就會和紅柳、黃沙完成交接。

1億多年前，這片南疆腹地是一片海，隨著地球構造運動，形成了中國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瑪干，現在，它的五分之一覆蓋在這座22個民族互嵌的“天邊小城”。

從北京到且末，要先乘4個小時的飛機到新疆巴州庫爾勒，再轉乘1個小時的小型飛機飛越沙海。24年前，為了穿過這3000多公里，辛忠起走了5天4夜。因為教師緊缺，當時的且末縣第二中學到河北保定學院招聘，最終他和14位同學坐上了西去的火車。

他們再沒離開這個全是沙子的地方，睜眼是沙，閉眼是沙。“我們自己就是一粒沙子。”辛忠起擺著手，“太普通了，太普通了。”

雖然他們已經將幾千名各族學生送出沙漠，送進大學和另一個天地。

9月27日，在北京舉行的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保定學院且末支教服務隊被授予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范集體稱號。

“教育是什么呢？就是讓一個人找到適合自己的人生之路。有貧瘠的沙漠，沒有貧瘠的人生。”這粒“沙子”說。

2000年，赴新疆且末支教的畢業生在塔中留下合影。

風

主宰沙漠的力量是風。

300米厚的地表可移動沙蓋，被塑造成各種形狀的沙丘，流過33萬平方公里的領地。當它們被風裹著，像堵墻一樣撞上辛忠起的臉，他才意識到，自己真來了。

那是2000年，為了迎接珍貴的老師，縣里掛上紅色的橫幅，“熱烈歡迎河北大學生到且末任教”，風一刮，“河”字沒了，成了“歡迎北大學生”。

那時候，且末一年三分之一的日子飄在浮塵里。沙塵暴襲來，屋里就像關了燈，放一個空碗，第二天半碗都是沙。

比風沙更苦的是遙遠和閉塞。值班室唯一的那臺電視只能收一個臺。剛來時沒有手機，辛忠起打電話回家，長途好不容易接通大隊，等把家人喊來，又占線了。時間短，路程長，2004年之后，同來的陳榮明再沒回老家陪父母過年。

因為缺教師，陳榮明被調到且末縣教科局，負責“找人”。找了3年，缺口才填滿。1300多人應聘而來，留下的大約800人。有人第一天來，第二天就走了。“特別害怕刮風，擔心一刮風是不是又要‘刮跑’幾個老師。”

但是，總有人不斷想闖進風里。

陳榮明到且末那年，荀軼娜成為保定學院的新生，入學第一課就是“到西部教書去”。下課鈴還沒響，她已經做了關于一輩子的決定，“三年之后我肯定是去那兒了”。她瞞著父母報了名，臨走才“通知”他們。媽媽非常擔心，怕她要騎著駱駝出門了。

剛到且末的第3個月，正帶學生讀課文，她的嗓子突然失聲，醫生診斷為聲帶不閉合，原因是用嗓過度。治好之后，“甜美”的嗓音不見了，朋友開玩笑說她擁有了“煙嗓”。現在，風沙來臨前，嗓子會先有感覺。

來到這里，并不一定出于什么“高大上”的使命感，荀軼娜從小是乖乖女，但“對大漠、孤煙、遙遠的地方特別向往”。有人覺得這里待遇高，能為家里攢錢。2017年孫彤彤來應聘時聽說報銷路費，同學跟她商量，“過來看看，算是開闊眼界，大不了再回去”。

2000年，即將赴新疆任教的畢業生在母校（原保定師范專科學校）門前合影留念。

許多人都想過“回去”。辛忠起的同學李桂枝曾擔心，幾年之后自己會不會被內地的同學“看作原始人”。“難道以后就要一直在這樣的地方待下去嗎？待下去有沒有意義、有沒有價值？”幾乎每個人都能說出兩次可以離開的機會。

最終把他們留下的是責任，和一些“很難說清”的東西。

“這里和沙漠同樣荒涼的是教育。”李桂枝記得，當時初一7個班，6個沒有班主任。其他老師離開，大家去送行，孩子在車站怯怯地問，你們會不會走？十幾年后，李桂枝把剛來且末的日記匯成一本書，里面這樣記述“留下來”的原因，“只為了這一雙雙渴望的眼睛”。

學生在作文里寫，“我的老師長得比我們都矮，看她的時候甚至需要低下頭”，也寫，“我的老師對我真的很好”。

他們的辦公桌上會悄悄多一盒維吾爾族的果仁切糕。古爾邦節到了，家長邀請他們去家里做客，熱情地殺一整只羊款待。很多維吾爾族家長漢語說得不利落，“老師”兩個字卻發音清晰。

“我不覺得自己是半個新疆人，我覺得我完全是新疆人。真的新疆人。”荀軼娜說。

回河北老家探親超過20天，她的胃先受不了，“踏入新疆，等不到回且末，我必須先吃頓過油肉拌面什么的”。她覺得這里風景也“挺好”，“可能別人感覺眼里的風景是綠樹或鮮花，但是在我這個新疆人眼里，我覺得沙漠也是風景”。

今年4月，陳榮明帶隊回保定學院招聘新老師，他一遍一遍強調風沙和遙遠，又不忘補充，“我們的風沙是綠色的，比霧霾強”。面試的問題和24年前自己聽到的幾無二致——有沒有兄弟姐妹？家里支不支持？最重要的依然是，能不能吃得了苦？

來面試的劉校辰一眼認出了陳榮明，“在樓里掛了好多年”。作為獨生子，為了順利過關，他告訴對方家里特別支持。其實直到面試通過，家人才知道他做了這個決定。

這個“00后”一度覺得，“支教不就是去西邊鍍層金回來好找工作嗎？”他不理解一個師哥去西藏支教的選擇，“遠得要死”。輔導員的一番話讓他“感覺自己很渺小”，“并不是說一定要去做成了什么才有價值，而是說他到那里，已經存在價值了。”現在，為了到另一個“遠得要死”的地方，他推掉了石家莊月薪一萬二的工作機會。

和他一道而來的年輕人不斷提到“價值”這個詞。有人按照父母安排的軌跡走到現在，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有人沒考上研，困惑于“學了這么多能有什么用”。他們來到大漠深處，期望在風里獲得實在的依托。

“從小你肯定不是想未來自己非常平凡，至少能讓自己覺得自己還有點作用。”和劉校辰一起報名的趙文濤打小聽話，可這次，他沒聽媽媽的話，“發現有這條路的時候，感覺可能我過得更有意義”。

相比24年前的土坯房、石子路，這個“沙漠中的小黑點”已經有了自己的機場、火車站和第一家奶茶店，柏油路平直，快遞呼嘯而過。辛忠起還是擔心它的吸引力，他正幫自己的新徒弟找對象，這是“傳幫帶”里重要的一環。

再怎么說，差距都是無法回避的。幾年前，他患上“毛發紅糠疹”，身上一半皮膚變紅，縣醫院沒有皮膚科，內地的醫生建議他到氣候濕潤的地方生活。

他考慮回內地養老，但這之前，要在且末退休，這不是什么需要抉擇的事。“我就是個普通人，但我在這里被需要。”他說，“在且末生活就是一種奉獻，你就在這當一個哨兵，當一個保安，你一輩子在這里，就有價值。”

什么價值呢？也許就是沒有被風吹走這件事本身。

群眾在離且末縣不遠的沙地里種植梭梭。（資料片）

海

這個離海岸線3300多公里的地方，仍然頑強地保留著對海的向往。

學校樓道的讀書角，被翻得最多、封面岌岌可危的，是一本叫作《簡明海洋文化普及讀本》的書；老師曾讓大家在小紙條上寫下10年后的希望，魏曉雅寫的是，看EXO的演唱會、在有海的青島讀書。劉校辰一直懊悔來且末之前把手機弄壞了，老家秦皇島靠海的他，沒辦法向那些憧憬的眼睛展示“海釣”是什么。

“這里看的都是沙海，總希望看到真正的海。”孫彤彤說。

大部分孩子沒出過且末，巴州首府庫爾勒就是遙遠的地方了。陳榮明家訪時遇到一個且末牧區的學生，至今沒見過幾十公里外的沙漠。

他一直念著這件事。“我們走進來，就是希望讓更多的孩子走出去。”

他們希望孩子們擁有一種廣闊的人生，遠比自己廣闊。“讀書，到外面看更大的世界，最大的作用就是讓他們有更多選擇權。”辛忠起來自太行山，他的老師曾努力讓他們走出那片大山。

后來，他回到河北，在著名的衡水中學交流過一年，本想學些教學經驗，結果發現難以適用，“衡中的學生自己就轉起來了，我們這里的孩子沒那么多動力”。

他“偷師”帶回了“衡中三問”，每次上課前，先讓學生喊三個問題：我來干什么？我想成為什么樣的人？我今天做得怎么樣？

他跟孩子們解釋這個“口號”的意義，“提示自己，我還活著，我是一個高貴的生命”。

40分鐘的課，陳榮明會用20分鐘講物理，20分鐘“講人生”。講到原子，他會講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原子彈，什么是國家主權，什么是“手中無劍和有劍不用”。他希望孩子們“擴展思維，接受新東西”。

到且末一個多月，一天課后，有學生突然跑來問劉校辰，“我們這么偏遠，老師你來這塊干啥？”

他想了想，借用了同來的一位年輕老師的話，“窮的地方沒人來，它只會永遠窮下去。”

這個問題米爾阿迪力也好奇過。小學五年級時，爸爸得了腎結石，只能去庫爾勒手術，在庫爾勒他第一次覺得且末這么“落后”。

直到畢業，他才知道老師們離開家鄉支教且末的故事，“反正覺得偉大”。他高中畢業后當了兵，離家那兩年，“滿腦子就是回家”。

龐勝利到當地人家里做客。

退伍之后，他成為一名人民警察，2022年決定自己創業，開了且末縣第一家一站式裝修公司。跟追求便宜、速度不同，他給自己的定位是“高端”。為了找到一款合適的壁掛爐，他考察了一年市場，選定的牌子“有50個安全保護措施”。現在，他正考慮能不能在這里開家正宗的重慶火鍋。

“以前學生報志愿，好多都報新疆的學校，但這兩年不一樣了，他們了解到外面更精彩的世界。”孫彤彤說，“之前想報外面的占個三成左右，現在可能反過來了。”

最遠的孩子已經走出國門，前往其他省份的簡直數不過來。荀軼娜的學生穆凱代爾·圖爾蓀后來到了北京讀高中、上大學。在這里，愛好體育的他第一次站上國家級的賽場。在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上，他成為北京市珍珠球代表隊的一員，隊里有回族、蒙古族、維吾爾族、滿族、朝鮮族，“見到這么多民族歡聚一堂，真的讓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這個概念更深入地理解了”。

幾年前他入職一家央企，參與了和另一家公司合作的公益項目，通過網絡惠及多個地區學校實現多樣化教學。在青海海拔4000多米的教室，他好像看到了自己。“10年前，我可能就比這些孩子大幾歲，我從且末一步一步走到這兒，然后又去做一些當時荀老師為我們做的類似的事情，幫助他們追夢。”

“荀老師那時總說，祖國那么大，一定要多看看，多出去學習，再來選擇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很多年之后，他告訴老師，“多虧我相信了您的話。”

“最初那些年，我總是教育孩子們一定要走出沙漠，到更廣闊的天地去看看。最近幾年，我們的教育理念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鼓勵他們走出去長見識、練本領，然后回來建設家鄉，因為且末的發展需要人才。”龐勝利說，他是24年前來到且末的15人之一。

他的學生、想看大海的魏曉雅，2020年畢業后回到且末，成了他的同行。做老師原本不在魏曉雅的職業規劃里。去年，她第一次成為班主任，管著四五十位學生的瑣事，一邊“給氣得夠嗆”，一邊被信任地傾訴隱秘心事，她突然覺得，“當老師挺好”。

像魏曉雅一樣，3300多名學生畢業后回到家鄉。一些人甚至真的讓這里和大海連接了起來。

2024年春天，通過用當地的鹽堿水還原海水，一家企業在且末的沙漠里建了一座水產海鮮養殖基地。順利的話，首批“沙漠產”海洋魚年底就能面市。主抓這個項目的，是辛忠起教過的一個“淘小子”。

這些魚價格不低，且末人沒有吃海魚的習慣，誰會買呢？

這回，學生的答案超過了老師的想象——他們想把這些魚賣到海邊。

“他說那邊的人離不開魚，我這里沒污染，我不就有競爭力了？”辛忠起嘖嘖稱奇，“那腦袋就是超越我了。”

從空中俯瞰新疆且末縣車爾臣河以東的防沙治沙綠色長廊。（資料片）

樹

每年春秋，老師都會和學生一起，去縣城邊的治沙站種樹。今年秋天，趙文濤和劉校辰第一次加入這個隊伍。握著細瘦的紅柳苗，年輕人有些不知所措——他們實在沒想到，想要對抗無垠沙漠的，是這么小的“一撥楞”。

沒想到的不止這件事。趙文濤教的物理，班上平均分只有17分，滿分110。他去找老教師，得到的是一個理解的笑容。

每個來且末的老師，都跟成績較過勁。荀軼娜教初中英語，站上講臺才發現，很多孩子連小學英語都沒掌握，40多人的班里，認不全26個字母的有十幾個。

陳榮明、辛忠起他們帶出的第一屆畢業生曾刷新學校的中考紀錄，摘掉了且末教育“老末”的帽子。20年前，且末高考本科上線率只有30.6％，2023年，這個數字是51.45％。

可想再往上，不容易了。有條件、學習好的學生更愿意去庫爾勒讀書，再好的會選擇烏魯木齊甚至其他省份。老師們慢慢接受一件事：他們教的大部分是最普通的學生。

他們跟同一道錯題搏斗，一遍一遍重復基礎知識點，“掰碎了嚼爛了再喂給學生”。州里賽課，且末總是靠后，有人說且末老師不行。說沒氣餒過，那是假的。

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人生的價值由什么決定？

在這片大漠深處，風沙刮盡了繁飾，直面本質，老師們也不得不重新“學習”。一個共識越來越多的答案是：標準絕非只有一個，“學習不好”不等于“不好”。

“‘教育’其實是4個字，教書育人。”陳榮明覺得，后者可能是比教出好成績更難的事。

他告訴學生們，考得不好老師不生氣，但有兩件事不能干，一是撒謊，二是不爭氣。“你可以學得差，但是你不能不學。”

考數學，有人只得3分，陳榮明發愁，但轉頭跟學生說“咱們提升空間很大嘛”。

米爾阿迪力是那種“最后一排的學生”，惹事，難管，天天被收拾，直到遇到高中班主任丁建新。“他從來沒有拿我當差生對待過。他對第一名什么態度，對最后一名就什么態度。”因為老師從不在班里排名，上學以來，他第一次帶爸爸參加了家長會。

一幫搗蛋鬼在“不收拾人”的老師面前變乖了，調皮也只是“干凈的調皮”。米爾阿迪力說不清為什么，“也許是他對我們太好了，我們就想著別讓他失望嘛。”

和若鐵路的建成通車結束了且末、民豐等5個縣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3個團場不通火車的歷史。  新華社記者 丁磊 攝

“你帶著他，而不是教著他。”陳榮明說。

每接一個新班，荀軼娜都讓學生背自己的電話號碼，“像背110那么熟”。她沒換過手機號，十幾年前的學生都能打得通。

騎車沒戴頭盔被交警扣了，學生先給她報信。她帶的一屆學生剛升高中，跟不上課程進度、住校不習慣、英語依然是自己強項……種種困惑和感受都跟她聊。高中電話卡有三分鐘時限，他們就三分鐘、三分鐘地聊。鈴聲有時在半夜響起。

辛忠起喜歡在課上講“沒用的東西”，什么是“生存”“生活”和“生命”的區別，什么是“幸福”和“價值”。

“重視自己”成了劉校辰的口頭禪。陳榮明告訴因為成績不好坐在辦公室哭泣的孩子，“找到你的優點，咱中國牛肉拉面都能拉到白宮去呢！”

大漠用它的方式打磨著對“成功”的定義。“鮮花掌聲紅地毯，人生當中就那么幾個點，大多數時候是平凡和普通的。但是普通就沒有幸福嗎？”這些年，辛忠起總想這件事。

“努力過就是成功。”像教知識點那樣，他交代學生，“到環衛處去種林，或者當保安，你不要見了我躲我，只要你找到了適合自己的，你很幸福的。”

他們已經可以平靜地面對“且末老師不行”的非議。“我們培養的就是基層建設工作者。”辛忠起說，“但我的學生是基層崗位里面那種讓我們能翹起大拇指的人。”

有人辦了小商店，專程跟老師報喜，開了修車鋪的驕傲地邀請老師來修車——當然要去了，修車和當干部“只不過掌控方向不一樣”。

要求了很多年，幾個月前，陳榮明終于從教科局回到學校講臺，還是教初中物理和數學。

以前他總著急，苦口婆心的，變化發生得還是那樣緩慢。后來他意識到，教育要改變的不僅是學生，還有環境，這一代人根深蒂固的東西，可能要等孩子變成父母，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他們再去影響下一代。

“教育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一代一代人，慢慢改變。”

這個過程慢到24年一晃而過，他們就要退休了。陳榮明剛來時種的胡楊已經長到碗口粗。讓人稍感慰藉的是，年輕人不斷走來，“有些東西就可以交給他們了”。

辛忠起不喜歡把老師比喻成紅燭，不是燃燒自己、“苦哈哈的”。他更喜歡“接力手”這個詞，“把我們這代人積淀的所有東西傳遞下去”。

傳遞之后，希望學生成為什么樣的人呢？

想了一會兒，他說：“我的學生都超越我了，我很高興，如果他們去賣菜了，我也很高興。我們國家，就是這樣一點一點建設起來的。”

種完樹，辛忠起問學生：“看到紅柳你想到啥？”

孩子們爭著舉手：“紅柳烤肉！紅柳打毛驢！”

他又問：“紅柳能蓋房嗎？”

回答：“不能。”

“紅柳太普通了，幾十年就這么‘一撥楞’。沒水，它長了根就往下扎，它把營養都長在根部了，什么叫扎根？我們有時候把自己比喻成根，我們把一輩子活在且末。”

“紅柳就是咱們且末人。我們這幫紅柳，大家說只能是烤肉和打毛驢，但你說，它是不是讓風沙小了，是不是給這片沙漠帶來了一點綠色？”

（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