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 北京金融法院工作人員根據電子顯示屏介紹全國金融案件情況。經濟日報記者 陸 敏攝

上圖 北京金融法院內設電子卷宗生成中心，推動電子化辦公。經濟日報記者 陸 敏攝

金融創新猶如硬幣的兩面。近年來，伴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的發展，金融科技突飛猛進，在提升金融服務質量和效率的同時，也引發了廣泛的擔憂。個人金融消費數據是否有泄露風險，個人金融信息是否被“共享”？一旦科技公司掌握大量個人金融信息，如何防止平臺公司濫用信息，如何保障個人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在2021年金融街論壇年會上，與會專家表示，要推動法治在服務保障國家金融戰略實施、促進金融業高質量發展中進一步擔當作為，探索促進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的法治化路徑，用司法規范金融創新的邊界，發揮法律規則的引領作用，建立金融科技向善行善的導向機制。

金融立法要跟上金融創新步伐

伴隨著金融業的快速發展，我國金融法律體系正逐步健全，在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取得階段性成果的背景下，相關部門完善金融法律法規體系，加快補齊制度短板，為金融業穩定健康發展提供了法治保障。據中國人民銀行條法司副司長劉曉洪介紹，近年來，金融法治取得長足進步，主要表現在完善基礎法律制度，健全審慎監管制度，強化金融違法處罰規則，以及加強金融消費者保護制度建設等方面。

與此同時，多位業內專家認為，當前金融立法要跟上金融創新的步伐，還應加快推進金融立法進程。“金融是重規劃、強監管、硬約束的領域，金融改革與發展需要以法律引導、規范和保障金融立法進程。”在2021年金融街論壇年會“高峰對話：法治協同護航金融高質量發展”議題中，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王瑞賀提出，金融立法要著眼于服務金融行業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增強改革的穿透力和實效性，促進金融穩定健康發展；要注重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進一步加強金融法律的域外適用問題研究，切實維護國家金融安全；要注重質量和效率，推進立法精細化，提高立法效率，滿足實踐需求；要牢固樹立系統性觀念，加強協調配合與協同發力，集中攻關重點難點問題，加快推進金融立法進程。

劉曉洪表示，對照中央的部署要求，未來還需要從以下幾方面加強金融法律體系建設：一是修改《中國人民銀行法》，完善金融宏觀調控體系，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營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二是修改《商業銀行法》，引導銀行回歸本源、服務實體經濟；三是健全審慎監管基本制度，規范金融業務活動，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創造良好的金融秩序；四是健全平臺企業金融監管法律制度，規范平臺經濟競爭秩序等。

專家認為，要更加注重金融法治建設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以良法善治保障金融業健康可持續發展。據悉，為了厘清金融監管的相關職責，司法部將會同人民銀行、銀保監會等部門起草《地方金融監督管理條例》，明確地方人民政府金融監管職責，促進地方金融組織規范發展。

探索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法治化路徑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諸多因素影響，當前國內外形勢復雜嚴峻，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仍顯不足。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郭靂認為，傳統的商業銀行領域在后疫情時代面臨再平衡，可借助法治的手段實現金融監管的適度調整。

“跟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同，對于全球的金融行業來說，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潛在危機并不是內生于行業內部或者是金融機構本身。相反，銀行所代表的金融機構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救助這場危機的主力軍，各國都出臺了救助措施，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監管標準。這樣一來，很多以前未必符合借款標準的企業和個人，都可以在信貸和擔保的支持下渡過難關。由此帶來的結果是，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不斷擴張。”郭靂分析說。

“新增的貸款不可能永久持續下去。很多國家和地區商業銀行貸款增速正在變緩，甚至有些出現負值。”郭靂認為，“商業銀行的監管部門需要在兩個政策目標上尋求平衡，一方面要保證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另一方面要維持銀行的貸款意愿，這是一個高難度的工作。一些國家正借助法制的手段實現金融監管的調整。如歐盟委員會去年重點檢討了資產證券化規則并提出修改建議。”

專家認為，圍繞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法治還有較大發揮空間。中國銀行內控與法律合規部總經理王寒冰建議，探索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的法治化路徑。“目前我國金融市場規則仍有待進一步完善，企業直接融資占比較低，間接融資過度依賴擔保，社會信用體系正在著力建設過程中，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有待提高，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還有進一步降低的空間。可從立法、司法、監管、中介機構四個方面入手，運用法治手段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

王寒冰建議，立法方面，持續完善便利融資相關金融規則，從法律上拓寬融資擔保方式，便利企業融資；推動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更好服務創新型企業；加強信用體系建設，發展信用融資；完善股票市場基礎制度，推動直接融資。司法方面，引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優化營商環境，遵循經濟金融發展規律，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價值取向引入審判實踐；加強金融債權的司法保障，提高銀行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樹立“競爭中性”的市場觀念，對各類企業平等保護；對經濟糾紛慎重刑事介入。監管方面，加強規范，降低隱形融資成本，繼續規范金融機構收費或不合理附加條件；強化互聯網金融領域監管。中介機構方面，充分發揮融資便利作用，規范債券發行人和中介機構責任邊界；大力發展政策性擔保、再擔保機構；探索律師等外部中介參與重點項目貸前盡調環節等。

將金融科技裝進法治“籠子”

伴隨著金融業的數字化轉型發展，算法歧視、數字鴻溝、信息繭房效應等諸多問題隨之而來。在推進金融科技發展的過程中，用法治護航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呼聲日益高漲。監管機構披露的案件顯示，近年來，金融犯罪的科技化特征日益凸顯。一些市場主體缺乏法治意識、誠信意識，有些甚至毫無底線。金融科技成為一把“雙刃劍”，在促進金融市場改革發展的同時，也為違法犯罪提供新技術、新手段。金融犯罪的隱藏性、欺騙性更強，造成的社會危害和風險持續擴張。

北京金融法院黨組書記、院長蔡慧永在2021年金融街論壇年會平行論壇“數字經濟與金融科技”上提到，司法機關要充分發揮規則引領作用，為金融科技創新設置“紅綠燈”，建立金融科技向善行善的導向機制。

蔡慧永認為，要發揮司法的規范作用，以“裁判理性”引領“科技向善”；要貫徹司法的平衡價值，兼顧科技創新與金融安全；要強化司法保護功能，融合“司法為民”宗旨與“金融為民”理念；要延伸司法的治理職能，促進“分而治之”向“協同共治”的轉變。蔡慧永說：“科技倫理治理需要相關主體密切配合、協同共治，促進創新與防范風險相統一，制度規范與自我約束相結合，確保金融領域技術創新在法治軌道上安全有序發展。”

專家認為，要遵循市場化、法治化原則，統籌做好重大金融風險防范化解工作，離不開金融糾紛多元化解機制。中國銀行業協會劉峰介紹說，今年9月以來，為提升銀行、保險消費者獲得調解服務的便利性，適應疫情防控常態化下開展非接觸式調解服務的需要，銀保監會與最高人民法院合作開發了在線訴調對接系統，并正式上線運行。

劉峰建議，進一步完善金融糾紛訴調的法律規制，明確銀行對金融消費者保護的義務，賦予行業協會金融糾紛調解的權利；銀行業協會等金融自律組織應加強金融消費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的研究，嘗試建立金融失信人懲戒制度等。